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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 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及其文献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6-30 08:06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两部代表作。两书现经宋岘先生直接从阿拉伯文原著译出,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国新开拓的学术领域——阿拉伯学因而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典籍,可喜可贺。

  两部著作一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卒于公元912年)的《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一是库达玛(Qudāma ibn Ja ‘far,或卒于公元948年)的《税册》(Kitāb al-Kharāj)。两书的命名与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穆斯林地理学的学者们又往往把两书列为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伊拉克派著作。为了说明两书的命名来历,特别是为了说明两书在阿拉伯地理文献中的地位,请让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9到11世纪阿拉伯古典地理学的情况。

  阿拉伯地理学是在穆斯林历3世纪/公历8世纪中叶开始产生,穆斯林历3、4世纪/ 公历8、9世纪之交受到希腊、伊朗、印度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起来的(以下行文,除了少数例外,不再标示穆斯林历,迳标公历)。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只是从王朝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学术分为“旧学”和“新学”。“旧学”包括语言学、教义学、法学、史学,他们认为这些学科肇始于倭马亚哈里发朝(Ummawiyy / Ummayyad,661—750年)时期;“新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他们认为这些属于精确学科,其发展始自阿拔斯哈里发朝(‘Abbāsīyūn / ‘Abbāsid,751—1258年)。

  地理学在阿拉伯人的学科分类中被视为精确学科,因为它接近于天文学。就地理学本身而言,真正的地理知识是在阿拔斯哈里发朝建立(751年)之后积累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艾卜·加法尔·曼苏尔哈里发(Khilafah Abū Ja‘far al-Mansūr)在位时期(753—775年)、特别是在他奠都巴格达(762年)之后得到发展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埃及、印度,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获得古代文明古国的科学文化知识。曼苏尔在治国过程中极其关心把外来的科学著作译为阿拉伯文。他大力提倡的翻译事业被后人继续了二百年之久,许多翻译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这些译者兼学者把希腊、埃及、伊朗、印度的地理学、天文学、哲学知识引进了阿拉伯世界,从而大大丰富了阿拉伯自身发展起来的文化内容。

  在各种外来的文化中,对阿拉伯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希腊人克劳底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年)和其他天文-地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希腊人的著作是通过中世纪叙利亚文(yriac)的中介译本对阿拉伯人产生影响的。许多学者认为,“地理学”(jughrāfiyā或jighrāriya或 jaghrāfiya)这个名词本来就是提尔城(Tyre,黎巴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古代的推罗城)的马里诺斯(Marinos,约70—130年)和托勒密的著作的标题,阿拉伯人把它译作“大地的形象”(sūrat al-ard),有些阿拉伯地理学家便以此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马斯乌迪(al-Mas‘ūdī,?—956年)把这个名词解释为“大地的区划”(qat‘ al-ard),并在《纯净弟兄会的信札》(Rasā’il Ikhwān al-safā)中第一次从“世界与各地图绘” 的意义上使用了jughrāfiyā这个名词。我们这里介绍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也说过,他参考过托勒密的著作,只是人们现在不清楚他使用的是希腊文本还是中世纪叙利亚文本。希腊地理学对阿拉伯学者影响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伊朗传统对阿拉伯古代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影响也很明显。研究穆斯林地理学的著名学者克拉默斯(J. H. Kramers)指出,在9世纪,希腊地理学的影响占绝对优势,但从9世纪末起,伊朗的影响日益增强。例如,到10世纪,尽管科学知识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来自伊朗的某些传说仍在阿拉伯地理观念和制图学中占据着显着位置。具体说来,大地的形状被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它的头,印度是它的右翅,曷萨是它的左翅,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1]。这种传说甚至构成了9到11世纪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文献中的巴里黑学派(详见下文)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观念有可能渊源于阿拉伯人看到的某种古代伊朗地图[2]。

  印度的天文学比地理学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阿拉伯学者从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天转实际是由于地转(天转地不动只是由于地球依地轴自转而使人产生天转地不动的表面印象),大地水陆各占一半,大地有如龟背、四周被水包绕,大地犹如穹窿,斯里兰卡为其顶端,大地的标准子午线始自ujjayn等观念。

  与上述受到希腊、伊朗、印度影响的自然地理学发展的同时,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还有另一条发展的脉络,这就是阿拉伯自己的描述地理学的发展,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比自然地理学形成更早的阿拉伯旅行者们的行纪。描述地理学在它产生的初期,曾同教律学、语言学等有联系,其后又与美文学的发展有关,此外,描述地理学又和自然地理学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混合型的作品。但是,不管怎样,对于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来说,由行纪发展起来的描述地理学这条脉络似乎更有典型意义,更富特色。正是这条发展线索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特殊的风格,例如“道里邦国志”类著作,人们很难在其他语言文献中找到如此大量的同类撰述。阿拉伯的描述地理学作品以它们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驳杂而令人赞叹不已,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从这些内容和材料中寻找各自所需要的资料。

  (一) 伊斯兰教重视每日五次礼拜、每年赖麦丹月斋戒,这对于促进天文-地理学的发展是有作用的。每昼夜五次礼拜的时间,斋期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要求有一定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才可以判断时辰。礼拜依据的平太阳时,取决于礼拜者对所在地点的经度有精确的认识。例如,日晷的影长每天都需要进行计算,每当日晷刻度上的下午影子比中午长的时候,所谓“晡礼”的时间便到了。这时候,礼拜者的跪拜要朝向麦加的恺阿白(al-ka‘bah),这个方向叫“朝向”(qiblah);一切礼拜寺的殿堂的方位和布置也要考虑“朝向”,以便使所有礼拜者叩拜时朝着麦加的方向,这样一来,遍布世界各地的清真寺虽然各依其所在地点而取向不同,但都以麦加的克而白为“朝向”中心,从而在地球上的布局好像构成了一圈一圈的同心圆。这一定向的工作要求人们了解每个特定地点相对于麦加的位置。

  (二) 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是朝觐,这就是有一定收入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阿拔斯王朝时期无论是内陆驼队贸易还是海上交通都非常发达,这不仅沟通了王朝治下的腹里与边远地区的往来,而且使王朝的影响远及于疆界之外,到达中非、东北欧、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国,从而也扩大了朝觐所涉及的世界。

  (三) 某些宗教信念也有助于地理学活动的开展。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则圣训(hadīth)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这条圣训也许出于后世,但它曾经促使某些信徒东来中国寻求学问。阿拔斯朝哈里发(Khilafah)瓦西格(al-Wāthiq,842—847年)为了探究《古兰经》中有关东方的几则传闻,先后派遣通事撒拉姆(Sallām)、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剌子米(MuhammadKhwārismī,?—850年)陆续东来。有些阿拉伯作家、地理学家的著作引证了他们留下的报导,这些富有浪漫色彩,夹杂了过多的荒诞故事的记述,和海上辛巴德的神奇事情一样,往往令人难以全然置信。但是,它们有助于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12世纪,甚至远在安达陆斯(西班牙)的一位教法学家萨阿德·海尔·安萨利·安达陆西(Sa‘dKhayr Ansārī al-Andalus,?—1146年),得到“中国”的附名,原因据说就是因为他曾到中国游历。

  由此可见,即便抛开个人志趣和学术旨趣不谈,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也必然促成内容驳杂的地理学文献的产生。如上所述,阿拔斯时期的阿拉伯人只是把地理学当作是最接近天文学的一门精密学问,并没有把它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定义明确、范围确定、有专门内涵和特定对象的学科。因此,阿拉伯人在地理学的名称上也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字样,来自希腊语的地理学——jughrāfiyā一词有时指自然地理学,有时被当作“经纬度学”或“诸城定点学”[3]。一般描述地理学常被称为“道里邦国志”,这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地理著作所使用的书名。

  不过,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文献毕竟有某些共性。因此,各种主题和内容的地理学著作最后大多数以“道里邦国志”、“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大地之形象”(Sūrat al-Ard)、 “道路记闻”(‘Ilm al-Turuq)等命名,名称虽异,实际不出描述地理学的范围。

  促成阿拉伯地理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有如上述,强调这些因素决不等于轻视地理学与的关系。阿拔斯王朝在施政过程中,在8、9世纪设置了一系列国家公务部门,特别是财政税收管理部门。为了控制和管理全国各地,为了敛取税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需要维持良好的交通路线网,需要搜集各种路线里程资料,了解驿站、转运条件和物资状况。在伊朗,阿拉伯人利用了萨珊王朝(the Sāsānid dynasty)库思老·阿努什尔旺(Khusraw Anu-shirwan,531—579年)的籍帐;在埃及,利用了拜占庭官僚制度的复杂的行政程序。然而,变化了的条件要求反复核查有关省份和城镇、村落的位置、人口、农业手工业生产,课征税额等等的确切资料,于是,专门的《税册》便应运而生。它最初是官员胥吏使用的手册,后来也为更广泛的人们利用起来。

  不仅如此,阿拔斯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它的国际地位使它不能只限于了解自身疆域内的情况,它也需要具备对地区、首先是毗邻地区的某些准确知识。因此,在《道里邦国志》、《税册》等地理著作中也采纳了阿拔斯王朝以外国度的有关地理情况。为了获得这些情报,和平时期的使节和战时的俘虏都是阿拉伯地理学家了解情况的对象。

  以“诸国志”、“道里邦国志”为著作标题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往往以修订、增补前辈的同类编纂物作为自己的著作。这一批编纂家递相变前贤的著述为自己的著述,有时连书名也沿用不变。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认为是剽窃攘夺。因此,9世纪以来的许多地理编纂物也被概括称为“道里志”派著作。

  如上所述,9至10世纪是阿拉伯(穆斯林)地理文献发展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在西部,10世纪虽然是哈里发帝国瓦解的时期,但文化极为繁荣;在东部,哈里发帝国在9、10世纪开始瓦解,导致几个地方王朝的出现,而地理学就其创造性而言,正是在萨曼王朝(Sāmānid,874—999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因此,学术界把9至10世纪称为阿拉伯地理学的古典时期。并根据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文献的特征区分之为两个派别:

  一派作品论述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但仍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伊斯兰帝国”(Mamlakat al-Islām)。他们力求为一般伊斯兰教文献中看不到的世俗知识争取一席之地,因此也被称作“当代世俗地理文献”。这派学者主要描述地形和“伊斯兰帝国”即阿拔斯哈里发朝的道路系统,同时涉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人文及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Ya‘qūbī)、伊本·法齐赫(Ibn al-Fakīh)、库达玛和马斯乌迪。由于伊拉克是阿拔斯王朝立国的中心,许多地理学家云集于巴格达等地,故学界称此派为“伊拉克派”。不过,这个学派的学者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依四方(东、西、南、北)来编排材料并力求把巴格达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另一类则按各种不同的“地带”来编排材料,而且极力表彰麦加的中心地位。

  另一派的叙述一般局限于伊斯兰世界,把每一个省区都描写成一个单独的“地带”,而且除边缘地带之外很少涉及非伊斯兰地区。伊斯塔赫里(al-Istakhrī)、伊本·哈乌嘎勒(IbnHawqal)和穆卡达西(al-Muqaddasī)属于这一派。因为他们都追随地理学大家阿布·宰德·阿赫马德·本·萨赫勒·巴里希(Abu Zaid Ahmad Sahl al-Balkhī,大约生于穆斯林历235/公元849—850年,卒于穆斯林历322/公元934年)之后,学界把他们又称作“巴里黑派”。

  本派代表人物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和马斯乌迪的著作有两大特点,这使他们有别于本派地理学家的撰著:第一,他们叙述遵循伊朗人的“国度”、“区域”(Kishwar)体系;第二,他们将伊拉克与伊朗诸郡相提并论,但以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中心来开始区域地理学描述。据比鲁尼(Abū Rayhan al-Bīrūnī,973—1048年),伊朗人的七个“区域”是七个相等的圆圈,中心“区域”是伊朗,它包括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和伊拉克。比鲁尼认为这种划分是武断的。应当看到,在巴格达被立为阿拔斯哈里发朝的首都之后,伊拉克自然而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上占据了首要地位。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的体例是将伊拉克同伊朗诸郡和塞瓦德区(Sawād,两河流域南部,这里在古代被称作“伊朗沙赫尔的心脏”/ dil-i Īrānshahr)相提并论,在他的地理学体系占据中心位置。

  与上述几位地理学家相反,库达玛、伊本·鲁斯塔(Ibn Rusta)和伊本·法齐赫对伊拉克和伊朗沙赫尔没有什么热情。在他们的体系中,麦加和阿拉伯半岛被置于优先地位。在库达玛书中,麦加被赋予绝对优先的地位,通向麦加的所有道路都被放置在巴格达幅射出来那些道路之前。固然,他也重视伊拉克,不过只是把它看作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一个主要省份,也就是说,只是出于和行政的考虑。由此可见,库达玛的地理学体系显示了一点细微的变化,这就是重心从伊朗观念转向了“对伊斯兰的探讨”。在伊本·鲁斯塔书(穆斯林历4世纪/公元10世纪初)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倾向,他彻底摆脱了伊朗传统,在编排地理学资料时把麦加和麦地那断然列在首位。伊本·鲁斯塔甚至在对七种“地带”的描述中也宁可依照希腊的形式而不遵循波斯的“区域”体系。伊本·法齐赫的地理学著作也是如此,有关麦加的描述居于优先地位,不过该书的相当多的篇幅是尔斯、呼罗珊等地的,因此,他对“地带”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波斯的“区域”系统。

  虽然如此,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也好,库达玛书也好,他们的共同点是编排和叙述材料所遵循的原则是依东、西、北、南把世界划分成四片地区,即所谓“四方原则”。这种描述方法应当在某些伊朗地理学传统中找到其根源,这些阿拉伯地理学家必定有某些可以模仿的先驱模式。据马斯乌迪说,波斯人和纳巴泰(Nabataea,巴勒斯坦东南的阿拉伯古国)人把世界上的居住区分为四部分,即呼罗珊(东)、塔尔(Bakhtar,北)、忽尔巴朗(Khurbarān,西)和尼姆鲁兹(Nimruz,南)。然而,库达玛看出了这种划分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对他来说,东、西、北、南这几个词只有相对的意义。

  这一派因上文提到的阿布·宰德·阿赫马德·本·萨赫勒·巴里希而得名。巴里希生于巴里黑(Balkh,今在阿富汗境),主要活动在中亚地区。他年轻时在伊拉克住过八年左右,曾就学于阿拉伯世界博学的大思想家、哲学家铿迪(al-Kindī,801—873~4)门下。回故乡之前广泛游历各地,学习了许多学科,后以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知名。回乡后一直住在巴里黑,受到萨曼王朝宰相扎伊哈尼(Jayhānī)的礼遇。巴里希的后半生可能持有正统观点,他的一些论文得到正统派的很高评价。他的地理学著作名为《诸域图绘》(Suwar al-aqālīm),这是一部附有简志的地图汇编。然而,巴里希这部著作迄今仍然找不到单独成帙的确证,一度被归到巴里希名下的一份写本,现已证明实际出于伊斯塔赫里的手笔。看来,现在人们还只能维持德·古耶的原来的意见,即伊斯塔赫里的《道里邦国志》囊括了巴里希原著的全部内容并进行了许多增补,编成于巴里希在世的930和933年间。总之,巴里希书已经失传,但世人靠伊斯塔赫里、伊本·哈乌嘎勒、穆卡达西等人递相增修的多份传世抄本得窥原作概貌。

  巴里黑派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正派的伊斯兰色彩。这一派作者把自己的叙述范围限制在“伊斯兰诸国度”(Bilād al-Islām)之内,对于非伊斯兰国家只是在他们的著述中略加叙述。这一派作者以《古兰经》中的说法,或者以“圣训”为依据。例如,他们把大地比作一只巨鸟(参看上文);他们又说,大地呈圆形,并被“环形之海”所包围,有如动物脖颈上的环纹,这个“环形之海”有两道“深渊”,即地中海和印度洋两者,中间因隔有障碍物(barzakh)而互不相通,隔离它们的障碍物就是古勒祖姆(al-Kulzum,即今苏伊士),显而易见,这是来自《古兰经》的观念。

  与伊拉克派的某些地理学家不同,巴里黑派的几位地理学家都把世界的中心置于阿拉伯半岛,这就是恺阿白所在的麦加。巴里黑派的兴起稍晚于伊拉克派,主要是在10世纪。他们的本意唯在描述“伊斯兰诸国度”(Bilād al-Islām)。

  他们把这些国度分成二十个“地带”,他们的“省区”划分既不是根据伊朗的“地区”系统,也不是依照希腊的风土系统,而是地域性的,纯自然的。对于先前的主观区划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或许还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尝试,例如,伊本·哈乌嘎勒说过:他没有遵循“七个地带”的模式,也许这种模式曾经是恰当的,但现在则充满了混乱,有好些“省区”界线交迭重合了。因此,他为自己的每一章都画了一幅地图以描述每一个“省区”的形势,注记边界及其他地理现状。由此说来,这一派地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就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系统,从而扩展了地理学的范围,使其中包括新的、更实用、更有益的内容。本派诸家著述抄本大多有图有志,舆图共二十一幅,这种图志体的地理著作的图幅数、形状、次序趋于固定,因此人们通常称之为《伊斯兰方舆图》。舆图的总图是一幅圆形世界地图,上面表现了“伊斯兰诸国度”的各个不同地区以及世界上的非伊斯兰“国度”。该图力求运用一定的透视原理显示这些国度,表现每一个地区的相对位置和大小。但是,由于全图并没有表现各个“地带”的真正比例和形状(圆的、方的或长方形的),因而他们实际上放大了每个“地带”的面积。他们这种画法在阿拉伯制图中可能是第一次尝试,但这套最后定型的舆图毕竟是这一派的又一贡献。正确地对待这些地图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考定勘同,肯定有助于解决巴里黑派地图的起源问题。

  伊斯塔赫里、伊本·哈乌嘎勒和穆卡达西还第一次把国家概念作为地理学术语提了出来,他们划定了世界上几个主要王国的边界。

  大部分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在上个世纪即经荷兰学者德·古耶校勘付印,结集为《阿拉伯舆地丛书》(BibliothecaGeographorum Arabicorum,简称BGA)。书凡8卷,1879—1939年刊于莱顿。今天,人们使用《阿拉伯舆地丛书》应取据1879—1939年版照像重印版(1967年,莱顿),在1967年版中伊本·哈乌嘎勒书的德·古耶校勘本已为克拉默斯校勘的另一更完整的抄本所取代,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好抄本毕竟多于德·古耶时代。在这里,还可以提醒注意,伊本·法齐赫书有了1923年在马什哈德发现的“杂卷本”;伊斯塔赫里书有了希尼(al-Hīni)新刊本(开罗,1961年)。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直接利用世界各地珍藏的原文抄本之前,这些刊本就是我们应备的资料。在这里,读者还可以注意,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绝大部分都有欧洲语言的译本。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二书在19世纪就有巴比耶·德·梅纳尔(C. Barbier de Meynard)和德·古耶的法译本;伊本·哈乌嘎勒书有克拉默斯和维特(G. Wiet)的法译本(贝鲁特与巴黎,1964年);穆卡达西书有米盖勒(A. Miquel)的法文节译本(大马士革,1963年);伊本·法齐赫书有马塞(H. Massé)的法译本(大马士革,1937年);雅古比书有威特的法译本(开罗,1937年),等等。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可以说是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鼻祖,他奠定了用阿拉伯语撰写地理学文献、特别是伊拉克学派的地理著作的风格和模式。如上所述,9世纪产生了许多标有“道里邦国志”这一共同名称的作品,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这样名称的作者。他的著作被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们视为规范,受到了几乎所有利用它的地理学家的称颂。然而,正像克拉默斯所指出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却未必是这种体例和写作风格的首创者,在他之前,必定还有一本著作构成他遵循的模式。他身任邮驿部长官,极有可能接触了古代伊朗的婆罗钵语的地理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他的这部地理著作可能还是他写作活动中的一个偶然成果。据他自己说,这部书是应哈里发的要求而写作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他个人兴趣之所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虽然不是流传至今的描述地理学作品的第一位作者,但他的书毕竟是迄今为止单独成帙的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尽管是后来的简写本,仍然使人有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的评价。

  艾卜·勒-嘎西姆·欧拜杜拉·本·阿卜都拉(或作“阿赫玛”)·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生于穆斯林历205/公元820(或211/825)年,卒于300/912年。他的祖父的伊朗名字可以转写为Kh·r·da·dh·b·h,意思既可以解释为“太阳的无上赏赐”,也可以解释为“无上太阳所创造”。这种神名形式表明他是一个波斯血统的拜火(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父亲在9世纪初是哈里发马蒙(Abū Jafar al-Ma’mūn ibn Hārūn,813—833年)派驻里海南岸陀拔里斯坦(Tabaristān)的总督,建立了征服低廉/ 代义赖姆(Daylam)的某些独立地区的功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原来也是一位拜火,后皈依伊斯兰教,曾在巴格达受良好的教育。他仰赖父亲的势力,得以就学于著名歌手和宫廷乐师摩苏尔人伊斯哈克(Ishāq al-Mawsilī)门下。出身决定了他的隆运:成年以后担任伊朗西部杰贝勒省邮政和驿传长官,后又升为巴格达及萨马拉的邮传部长官,这些职务使他有可能接近哈里发穆耳台米德(al-Mu‘tamid,870—893年),成为最有影响的陪膳者(nadim)之一。从本·奈迪姆(Abū’l FarajMuhammad bin Ishāq al-Nadīm,卒于公元995或998)的著名的《百科津逮》(Kitāb al-Fihrist)片断引文可知[4],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至少有九部之多,但几乎全是涉及美文学(Adab)或描述闲情逸致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亲伊朗倾向,如《波斯人谱系汇编》;另一些则纯系为上流社会人士排遣百无聊赖的生活而作,如《谈饮料》、《粗茶淡饭说》。今天,只有一份《忘情与消遣》的写本在一份私人文集中被找到了。他还写过一部《历史》,据马斯乌迪说,内容是伊斯兰以前诸民族的沿革。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着手写他的《道里邦国志》大概是在他担任杰贝勒省邮驿长官的时候。开始并没有完备的资料,他边写边收集.这显然花费了他很长的时间。据德·古耶推断,初稿完成于;穆斯林历232/公历846年左右,二稿的定型不早于穆斯林历272/公历885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最后定论,尽管多数学者支持德·古耶的观点,但仍有少数人认为此书只有最后一稿。据德·古耶的意见,两个原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坊间通行的是较晚的简本。该书的优点是叙事简明,只要粗略翻阅一下全书,其结构便可了然。该书按照传统,从颂圣、讲述自然地理学知识(例如托勒密对大地形状的描述)开篇。我们应当注意,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提到的著作有些尚存异说。在记述不同国家朝拜方向(qiblah)的短章之后,就是对两河流域南部——塞瓦德区——的十二郡(astān)六十县(tasuj)的罗列和叙述。作者在这里详细列举的税收资料(本书部分对此也有涉及)使人们有可能藉此复原这一时期阿拔斯哈里发朝的预算情况。这一节以罗列古代诸王名号为结束,诸多王号是根据波斯史料汇集起来的,上面开列了波斯、罗马、斯拉夫、突厥、中国统治者的称号。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由详略不等的对道路的记述构成的,这里第一次记载了巴格达北到中亚、南到印度的道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大呼罗珊路的确切而翔实的知识。

  大呼罗珊路在阿梅(Āmul)越过乌浒水(Oxus)可至法腊勃(Farab),再经拜坎德(Paykand)过长城门至布哈拉(Bukhārā),而后沿泽拉夫善河(Zarafshan)左岸至撒马尔干(Samarqand),是为“王家大道”。大呼罗珊路在呾密(Tirmidh)越过乌浒水可至石汗那(Chaghāniyān、Saghāniyān)、久越得健(Quwādhiyān)、珂咄罗(Khuttal)等地区,另一歧路经铁门(the Iron Gate)、碣石(Kish、Shahrisabz)至撒马尔干。大呼罗珊路从撒马尔干以北去苏对沙那(Setrūshana、Ushrūsana)的扎敏(Zāmīn)路分两叉,左叉可至石城(Chāch、Shāsh,今塔什干)及锡尔河(Syr-Darya、Sayhūn)下游,右叉越过锡尔河上游可至大宛(Farghāna、费尔干纳)。扎敏石城一路东通顿建城(Tūnkath),一路北通白水城(Isfījāb,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讹答剌(Otrār),北进怛罗斯(Tarāz、Talas)。从怛罗斯到中国边界热海南岸的拔塞干城(Barskhān)的道里和沿线诸城绝大部分可以和贾耽记载的路程一一对勘。

  胡尔达兹比赫在记述道里之同时提及行政区划和税收,有时还引用一些有关地名的诗句。他对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路描写得比较生动,但是没有受“辛巴德航海”一类故事的影响,其中对海外和岛屿的物产倍加注意,详细叙述了取得樟脑的情节,描写了大象和犀牛,记述了爪哇国王之佞佛以及印度的种姓。作者对往西的道路写到西班牙,有关拜占庭的部分特别详细;往北的道路写到了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往东南方记载了从巴格达去麦加、麦地那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道路,并列出从巴士拉、巴格达和开罗去麦加所经过的驿站名称。这一部分最后提到了两条很重要的路线:一条是欧洲商人经苏伊士地峡和红海,或沿幼发拉底河经安提奥克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路线,另一条是俄罗斯商人沿顿河和伏尔加河经里海往南的路线。不过,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后来增补的。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并未以行程路线为结束,书的后尾还有一些看来是后来零星补充的内容,如大地分野、世界奇迹和著名建筑、伊本·土伦(Ahmad ibn Tūlūn)[5]时期发现的金字塔。但是,写本到此在没有形成结尾的地方突然终断,不知是何原因。

  不难看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由两种性质迥然的内容构成:一方面由枯燥无味但是非常重要的官方资料汇编,一方面又是各种地理趣闻的汇集。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作者安排材料的方针是有闻必录,多多益善。无疑,正如作者引用史料时所说,他能够接触国家档案;同时,他又从行纪一类记述中引用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尤其是一些属于早期(8世纪末、9世纪初)的旅行路线的资料。内容的驳杂导致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他的评价不一,但他对后来的地理学文献毕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这部地理著作备受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的重视:雅库比、伊本·法齐赫、伊本·鲁斯塔、伊本·哈乌嘎勒、穆卡达西、扎伊哈尼(Jayhānī)、马斯乌迪吸收了他的第三个最好的写本的内容。他的知名度后来也没有减弱:伊德里西(Idrīsī)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年)熟悉他的著作;波斯的地理学家们从早期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的佚名作者,到晚期的哈姆达拉·可疾维尼(HamdallāhQazwinī)、米尔洪德(Mīrkhwānd)与洪德米尔(Khwandmir)也都时时加以引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本人并未建立任何学派,学界从分析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他的《道里邦国志》是开伊拉克派之先河的著作。无论如何,他收集的材料构成了后来许多人著述的基础。

  在欧洲,早在19世纪初人们就注意到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注意的重点主要是与商人有关的记载。本书虽然根据当时的形势将伊拉克置于穆斯林世界中心位置,但作为当时哈里发王朝重要的省份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和中亚仍占了很大的篇幅。近年来,我国治西北史地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利用本书。这实际只是一个开端,人们还可以更深入地发掘其史料的使用价值。

  《税册》的作者阿卜·法尔吉·库达玛·本·贾法尔是阿拉米人,出生于巴士拉一个徒官吏家庭。由于接近宫廷,他本人听从当时的哈里发穆克陶菲(al-Muqtafī, 902—907年在位)的要求皈依伊斯兰教,这为他铺平了担任高级职务的道路。库达玛的生年不明,可能的生年早在穆斯林历260年/公历873~874年,当伊本·弗拉特任宰相时,他于297/909—910年主持了监察部门。他的卒年有三种说法,即哈里发穆格台迪尔(al-Muqtadir)在位期间(908—931年)、或939—940、或337/948年,通常以为他死于穆斯林历300/公历912年之后不久或310/922年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德·古耶把库达玛的《税册》的摘要作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的附录加以刊布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人的经历和两书的性质确实多有相似之处。库达玛的创作活动和风格都令人想起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据学者们研究,《税册》写成于穆斯林历316 /公历928年左右,共分八篇,但只有四篇即第二卷流传下来了。现行刊本只刊出了该书有关税收的内容,其结构是:驿道和省区的描写、各地的赋税制度、各地的赋额、纳税的精确数字。有时,本书也记载了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情况、七种地带等等,甚而引述某些历史学家有关阿拉伯人征服活动的片断资料,但是,这一切也都着眼于提供“道里知识”,目的在于为国家机构的领导者提供治国经邦或迅速调遣军队等的参考资料。总的看来,人们最好是把《税册》的这些内容看作是对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的重要补充。库达玛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两概都利用了同样一些有关9世纪初、个别地方有关8世纪末的官方档案,在这些地方,两书可以彼此对勘;由于库达玛成书在后,因而有许多细节补充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之不足。但是,现在的库达玛写本也存在某些问题,其中有些词句本来是后人写在叶边上对内容难点的注释,却被抄手录入了正文[6]。

  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界已有定论。原因在于,阿拉伯人的视野辽阔,包括了除北极之外的整个欧洲、除西伯利亚之外的亚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与希腊人相比,阿拉伯人的世界大大超过了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即以非洲为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阿拉伯地理著作中首次得到了详细的记述,以至于直到19世纪著名的欧洲旅行者探察非洲之前,世人对该地区的了解仍未超过阿拉伯人的记载。阿拉伯人也掌握了距离他们遥远的许多地区,如北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东方马来群岛的资料,这些资料已为现代科学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对于我国学者说来一个重要的用途是,其中许多记载可以用来比勘、验证汉文典籍的记载。唐德宗贞元(785—805年)宰相贾耽记载的通西域道路,至少从碎叶(Sūyāb)到怛罗斯的路段可以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库达玛、加尔迪齐(al-Gardīzī)等人的相应记载相比勘、相对证。例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中提到了科帕勒(Kopal)这一城镇的名字,库达玛进一步指出这个科帕勒分科帕勒与萨兀尔科帕勒两城,10世纪下半叶成书的佚名著者波斯文《世界境域志》记述说此地有三镇,11世纪上半叶成书的加尔迪齐的《记述的装饰》(Zayn al-Akhbār)十分明确地标出三镇的名称,其中一镇就是碎叶。由此可见,阿拉伯地理文献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中外文对比的史料,而且告诉我们某些西域城镇的变化或沿革。又如,唐初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卷一二中涉及大量粟特地区、吐火罗地区的地名,学界历来主要是依靠阿拉伯、波斯古典地理学文献进行考证。我们还可以指出,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记载的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河口经法尔斯海(Fārs)、拉尔海(Larwi)、哈尔肯德海(Harkand)、撒拉赫特海(Salahit或Salaht)、昆都兰海(Kun-durang或Kardang)、桑夫海(Sanf)、桑吉海(Sangi)等七海到达中国广州的海路及其沿途许多地名,也可以与贾耽记载的广州入南海道对勘,其中撒拉赫特海在唐代称“质海”、“硖”,即今马六甲海峡;昆都兰海当时称军突弄海,相当于今天的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之间的三角海域,即今爪哇海北部和暹罗湾南部;桑夫海当时称占不牢海;桑吉海则是涨海的译音,即我国的南海。

  然而,人们在利用阿拉伯地理文献进行历史考证的时候,必须十分留意阿拉伯地理学家在处理资料年代上的缺陷,阿拉伯地理学家的长处是重视从实际生活中积累资料,可是,他们却经常不注意指明不同时期的文献史料的年份。此外,阿拉伯人进行著述活动时,对文献的使用方式又近乎今天人们所说的剽窃,他们联缀、乃至照抄前人的记载,并不声明前人记载的年代。在古典地理学的盛世10世纪,扎伊哈尼的地理著作吞纳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伊本·法齐赫的原作,而伊本·法齐赫的著作又很难同贾希兹(Jāhiz,?—255/869年)的作品区别开来,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作者指出自己的史料来源,这种缺点倒成了优点,那些没有直接流传下来的作品常常因此得以或多或少保留其片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本·法德兰(Ibn Fadlān)的行纪,直到马什哈德杂卷写本发现之前,所有研究这份行纪的人都依据比伊本·法德兰晚三个世纪、于1224-1228年才成书的雅库特(Yākūt ibn ‘Abdallāhal-Rūmī,1179—1229年)的《地理词书》(Kitāb Mu‘jam al-buldān) 中引用的片段。很可惜,这样的符合科学研究方式的引用史料法在阿拉伯地理文献中是比较罕见的。因此,我们必须随时留意,阿拉伯地理文献的许多记载并不一定反映与作者同时,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仔细区分抄袭来的内容的时代和作者自己增补的内容的年代。有的学者举过例子,雅库特书著录了“塞斯坦”条,其中从前人著作抄录了有关哈里及派活动的材料,就好像这个在7世纪末盛行的宗教派别直到雅库特生活的第13世纪依然十分活跃于塞斯坦地区一样。我们今天利用阿拉伯地理资料,当然应当力求避免蹈袭同样的时代谬误。

  总的说来,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侧重于人文地理资料的汇集,这类著作除了对边远地区的情况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或出于猎奇心理而采摭了不少奇异传闻(mirabilia)因而流于荒诞之外,大部分事实记载是翔实可靠的。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都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放在任何时代都属于善于观察事物和搜集资料的人物之列。他们行文也有特点,叙事简炼,文字浅显。近代学者研究西亚、中亚史地,除了依据巴拉祖里(al-Balādhurī,卒于892年)、塔巴里(al-Tabarī,卒于923年)、伊本·阿西尔(Ibn Athīr,卒于1233年)等大家的史学著作之外,无不强调利用穆斯林地理著作,其原因大概正在于此。

  四十多年前,我国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西域史的著名学者冯承钧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指出:“大食、波斯、突厥的著作,国人研究的很少,其实这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东方的,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种。” 近年,美国哈佛大学伊朗史教授理查德·费耐生(R. Frye)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继Ch. Schefer法译和Н. Лыкошин俄译之后,再次刊布纳尔沙希(Narshakhī)的《布哈拉史》英语译注[7],指出穆斯林地理资料“未得应有的利用”;他在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论供研究伊斯兰时代以前中亚史的穆斯林史料》,其中也说:“穆斯林地理学家们的著作是有关伊斯兰时代以前中亚的资料宝藏,迄今没有做到应有的利用”。诚然,阿拉伯、波斯、突厥的地理文献既包括地理资料本身,又包括许多历史史料,正如许多穆斯林史学著作中也包括大量地理资料一样。从上个世纪以来,德·古耶、陶玛舍克(W. Tomaschek)、马迦特(J. Marquart)、巴托尔德(V. V. Barthold)、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波义耳(A. Boyle)、普里察克(O. Pritsak)、博斯沃斯(C. E. Bosworth)等人利用阿拉伯地理文献作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今天,这些文献仍然大有利用之余地。

  现在,中华书局决定刊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库达玛的汉译本,委实是我国开始利用穆斯林文献的重要成果,希望译者宋岘先生再接再励,向我国学术界贡献更多的阿拉伯地理文献的译本。

  [2]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阿赫默德写的“地理学”条,该书第2卷,莱顿,1965年,第575页。

  [3]这是比鲁尼(Abū Rayhan al-Bīrūnī)的说法,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阿赫默德写的“地理学”条,该书第2卷,第575页。

  [5]伊本·土伦原是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朝的的宫廷近侍,出身突厥奴隶,即人们常常提到的中亚宫廷史中的garde ghulām turcque,被马蒙派往埃及任总督,後在埃及自立,开启Tulunid王朝。

  1986年7月完稿,原载宋岘译《道里邦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3—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