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国春秋

历史学家说古代廉政文化:家国同构从理想到歧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2-23 10:46

  现实中的反腐形势正如火如荼,考察数千年的文化尤其是廉政文化,以古为鉴,我们或可把握现实中的一点一滴。

  “廉政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以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构建了一定的结构为前提。没有相应的和制度产生,廉政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由于廉政文化与特定的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廉政文化的产生道路是不完全相同的,即使研究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廉政文化也要注意它的特定含义,不能作简单的解释和比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卜宪群告诉记者的这句话,既是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客观叙述与评价,也蕴含着廉政文化的历史镜鉴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与反”这一重大课题的主持人,卜宪群对记者说,这一课题正是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来观照中国廉政文化的缘起与发展。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产生时间很早。文明诞生之初的氏族首领已经注意到了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自身素质的要求。”卜宪群介绍,《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为政“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时”,其思想涵盖为政者要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等多层次含义。《尚书·皋陶谟》中提出的所谓“九德”,也主要是针对为官者的素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皋陶谟》中表达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的深层次价值观,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

  随着国家的产生及其形态的完善,廉政文化的内容也日渐丰富。三代(夏、商、西周)王朝的更迭使统治阶级认识到“天命”无常,要保持统治的长久就必须把剥削和压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必须对被统治者“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人们所熟悉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等等言论就是“民本”思想触动统治阶级神经后的感慨,也是三代廉政制度、行为、思想产生的深层文化意识之一。

  卜宪群认为:“三代对贪贿的惩处是否都出自于民本思想的价值观,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但以条规刑律对贪加以惩戒,这是在以往基础上的一种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思想家们关于“廉政”问题的思考多姿多彩。齐相晏婴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还与齐景公专门讨论过“廉政”问题。一次,景公问晏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婴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意思是廉政能否持久,关键在于各级官吏能否做到坚守美德,出污泥而不染,做廉洁的表率。

  这个时期廉政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首推法家的廉政文化学说。法家从人具有贪欲的天性出发,既主张从制度上设官分职,加强监督,防止的产生,也主张从道德的层面对包括君主在内的各级官僚进行教育。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他还说:“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

  卜宪群就此评价:“法家的廉政文化思想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不仅春秋战国之际列国的廉政制度、廉政教育乃至官吏的廉政行为的深层次价值观念在法家思想中大都可以寻到踪迹,而且整个封建时代的廉政文化也都无法回避法家所奠定的基础。”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大体包括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战国秦汉以降,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作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由此,廉政设计和建设也成为古代家的理念之一,这种理念既是廉政制度文化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反映,反过来也丰富并发展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

  卜宪群介绍,所谓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统治级通过宣扬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对古代社会廉洁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思想,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廉政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普及到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

  第二,社会大众形成的监督。在中国古代廉政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构成了廉政文化的独特内容之一。这种表现为社会大众自发地对污吏的鞭挞和对廉洁为政者的歌颂。如东汉末年太学生奔走呼号,揭露。

  第三,各种旨在惩恶扬善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民歌、民谣、诗赋、小说、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它们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

  “廉政制度文化、廉政思想文化和廉政社会文化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卜宪群说。

  中国历史上职业化的官僚队伍自战国以后建立,为保障这支队伍的高效运行,廉政制度建设不可缺。我国历史上的廉政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官吏选用与管理制度中的廉政保障制度、监察与权力制衡制度、乡论及监督制度、奖惩与养廉制度等等。

  卜宪群评价,群众的“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国语·齐语》),这是一种智慧的认识。我国历史上注重以民众的来监督官吏的廉政行为,此举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将其吸收到廉政制度建设中来。自汉始,个人家庭孝悌等伦理行为,勇敢、节俭、廉洁、济贫、正直等形成的地方声誉,是国家选拔官吏时的重要参考,这在当时称为“乡举里选”(《后汉书·章帝纪》),这些又称为“乡论” (《后汉书·陈寔传》)。东汉后期规定,州县官治理不善,老百姓给他们编“谣言”者,一律免官。我国历史上有风闻奏事、举报,自汉至清普遍存在,是廉政管理的一个有效办法。

  奖廉制度既有行政制度也有法律制度,是保障官吏廉洁从政的方法之一。历代都有对廉吏的褒奖制度,考核优秀者将获得升迁、超迁、增秩、赐爵、赏金、画像、立祠、下诏书表扬、死后谥号评定、追赠荣誉官职以及上朝特殊待遇等表彰。

  俸禄与廉政的关系是历史上官吏管理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汉代就有很多人抱怨俸禄不足,特别是低级官吏。汉宣帝自己也说,这些小吏很勤劳,但俸禄太薄,让他们不侵吞老百姓,难呀!东汉开国后就着意提高了俸禄。北魏初期,官吏基本没有俸禄,贪污成风。一个人单身去做官,回来时满载而归。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正式制定了班禄制度,给各级官吏发放固定俸禄的同时,制定了十分严厉的法令防治贪污,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北宋及清朝也试行过制度,不过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朝廷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四》),但是养廉银京官没有,后虽有补贴,仍大大少于外官,京官向外官的索贿由此半公开化。后来养廉银的发放也因国家财政亏空等因素遭到各种克扣,贪贿之风仍在盛行,重蹈了北魏的覆辙。

  廉政意识与国家意识分不开。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宗法血缘关系残留严重,并且血缘与的关系很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也没有彻底打破这种关系。而历代统治者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特点大力宣扬“孝亲”、“忠君”的“家国同构”观念,从这个角度培养、教育官吏的爱国意识,而这种意识对于官吏的行为又有深刻的影响。

  家国同构意味着个人、家庭与国家紧密相连,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指出了身、家、国三位一体的关系,并特别突出“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思想同样体现在儒家思想的诸多著作中。如《礼记·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家国同构使权力制约和血缘关系的道德制约实现双向互动,加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维持社会稳定。《孝经》既强调父权又强调君权,使“事君”与“事亲”完美结合。按照这种伦理,“事亲”与“事君”一致,“事家”与“事国”一致。

  卜宪群评价,在家国同构伦理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官吏,其中也有不少人很自然地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己任,将自身的行为与家庭、宗族、国家的前途相联系,把孝和忠、廉完满地结合起来。而国家也希望通过旌表个人、家庭、宗族的方式来激励为政者养成高尚气节,廉洁从政。

  家国同构究竟如何体现?《论语·子罕》中宋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书·苏武传》说:“臣事君,犹子事父也。”《盐铁论·备胡》更是明确声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后汉书·傅燮传》载其上疏原文:“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

  家国同构迎合了历朝历代“天子”“私天下”的思想本质,中国古代王权下的廉政文化的实质本来就是维持统治集团、官僚阶级的利益,几千年中国历史就是者因上台又因垮台的死循环。